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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学习延安时期党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深刻把握和推进“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指导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探索

1.目标设立：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命题，认识到需要建立起文明先进的中国，从而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第一，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形态。毛泽东指出，彼时中国阶段性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必须坚持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革除传统文化中的反动部分，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进社会形态的革新。第二，批驳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面对国内存在的不少反对曲解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声音，以及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毛泽东指出，应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总结历史文化，与此同时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第三，发挥统一战线的凝聚力量。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员干部学习历史文化，并鼓励先进知识分子研究民族史，以此凝聚民心。张闻天也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求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与特点，他指出“对于动员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定有很大的帮助。”改造与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2.样态创新：彰显新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新文化应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有民族特点的、民族形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第一，新文化的民族性。毛泽东指出，新文化不应是割断历史的文化，既要建立起同其他进步文化的相互吸收、相互发展关系，又要注重与中华民族的特性相结合。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批评了部分党员干部“言必称希腊”的作风，号召全党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文化，更加深入地认识和解决革命实际问题。第二，新文化的科学性。党中央开展了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工作，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并出版了党报党刊、学习材料、领导人著述、社论文章、历史文化以及自然科学类著作等出版物。第三，新文化的大众性。党中央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利用传统经典作品让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党的政策方针，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建立多样化的文化社团组织，改造和利用深受人民喜爱的传统文化形式，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刻画革命抗战和人民劳动生产生活面貌的诗歌、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

3.内容转化：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构想了新民族文化体系的蓝图，力图建立起一个适应中国革命历史特点和新范畴的民主主义的文化体系。第一，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例如，毛泽东、张闻天、艾思奇等人关注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中庸”“知行观”等思想具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通点，通过重释和建构哲学观、本体论、辩证法等范畴，形成了《大众哲学》《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成果。第二，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传统伦理道德观相结合。扬弃与创新传统文化中的个人道德、家庭道德、社会道德、政治道德，增强了人民群众从思想上建立起与国家、民族、革命等观念的联系。第三，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传统社会民俗文化相结合。摒弃陈规陋习，改革婚姻制度，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推行新文字运动，以半日校、夜校、冬学等形式进行新文字普及教育工作；开展“二流子”改造运动，反对好吃懒做、为非作歹等堕落价值观，宣扬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等纯良风俗等。

4.价值形塑：凝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核心理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凝练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核心理念。第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等思想相结合，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运用“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等典故提出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实事求是”。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运用“有的放矢”的典故解释了“实事求是”态度的科学内涵，并强调，共产党靠实事求是吃饭。第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以人为本”“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相结合，形成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运用“草木皆兵”“宋襄之仁”等典故强调要发动民众的力量获得优势、争取胜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运用“愚公移山”的典故，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作待挖掘的“两座大山”，强调要坚持群众路线，提振人民群众信心，鼓励人民群众参与革命抗战工作。第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自作主宰”等主体精神和德性精神相结合，形成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独立自主”的作战方针。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面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毛泽东等人坚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后，毛泽东指出，还必须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这为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动员人民争取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基本经验

1.逻辑向度：“第二个结合”驱动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第二个结合”是造就和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把以“第二个结合”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建设作为延安时期的战略性课题，意图建设先进的新文化以服务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特色资源，形成了新文化的精神标识和独特优势。第二，打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隔阂，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为党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提供了方向引领。第三，“第二个结合”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

2.原则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领导与人民本位。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领导与人民本位是推动“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原则。第一，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延安时期，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提升，有计划地开展学习、研究和教育工作，设立了专业研究机构，成立了学术研究团体，积极开展研究活动，翻译了多部马列经典著作，出版了许多理论研究成果。第二，党的领导原则。这一时期，党高度重视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先后多次形成专门决定、讲话、指示、条例，从理论、文艺、科教和宣传四大战线入手，进一步统一党员干部思想，规范文艺创作，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扩大和巩固新文化阵地。第三，人民本位原则。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方针，把紧紧依靠群众路线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积极推进新文化的大众化。

3.把握特质：“第二个结合”具有连续性、包容性。连续性、包容性是“第二个结合”的鲜明特质。只有把握这种特质，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为何结合”“何以结合”“结合什么”“怎样结合”等理论问题。第一，连续性。尽管“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理论命题，但其历史进程并不是从这个时期才开始的，这一命题在“四个历史时期”中呈现为接续发展的样态。从延安时期的探索来看，“第二个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第二，包容性。这一时期，共产党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民族文化的构想不是狭隘的、片面的，而是开放的、包容的，强调在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还批判性地吸收了外来的进步文化，将其作为发展新民族文化的思想资源。延安时期，共产党根据革命需要引入并传播了国外的文艺著作报刊、话剧小说等，并对其进行改造，这对延安的新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讲究方法：形式、内容和价值理念的多维结合。注重形式、内容和价值理念的融合是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方法。第一，注重形式融合。延安时期，党鼓励文艺工作者积极从事文艺活动，对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传统艺术形式进行搜集、整理和改造，根据革命实际的需要推陈出新，以便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为抗战服务。第二，注重内容融合。这一时期，党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传统哲学智慧、伦理道德思想、民风民俗文化相结合，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第三，注重价值融合。“价值融合”是“第二个结合”的灵魂，是贯穿于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过程的主线，也是文化生命体可持续发展的坚强思想保证。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核心价值理念，对推进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建设实践起到了科学引领作用。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当代启示

1.筑牢文化自信，激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动力。文化自信是造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重要精神支撑。第一，重视中华文明的历史研究，做好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的挖掘和阐释工作，为形成对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的规律性认识提供历史依据，为论证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提供理论支持，为世界文明研究提供“中国方案”。第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传播好中国历史声音。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要突出强调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展示中华民族历史上取得的灿烂成就以及这些成就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人民群众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三，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继续坚持“第二个结合”进行理论创新，推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用以阐释、指导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更好回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重大时代课题。

2.突出政治引领，坚持党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人民主体地位。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党的领导地位与人民主体地位是新时代党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坚强保证。第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以“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也在党。党的领导贯穿于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全过程，发挥着方向引领、凝聚共识、团结奋斗的作用。第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不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而是意识形态与文化资源的关系，必须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遵循。第三，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中，应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原则和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3.秉持开放包容，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放包容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的关键密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推进“第二个结合”，是不断焕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命力的应有之义。第一，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前提。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性地吸收外来文化，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动姿态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第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应以博大的胸怀深入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对于优秀文明成果加以接纳、改造、利用，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活力动力。第三，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尽管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摩擦和冲突，但并不像亨廷顿所言“零和博弈”是必然结果。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培育和创造既具有中国风格，又弘扬文明共识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能够为谋求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提供中国智慧。

4.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理论创新为重点推进“第二个结合”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形式创新。鼓励以重塑文艺作品、保护文物遗产、守护革新民俗文化等多种形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传统经典形式和内容的同时，又融入时代精神加以创新，保护历史遗产的同时，又创新性地运用其讲好中国故事。第二，内容创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从当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角度进行研究和阐释。只有准确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契合点才能真正做到有机结合、相互成就。同时，应系统梳理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思想、道德规范、价值理念等内容。第三，价值理念创新。推进“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金钥匙”，还是开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助推器”。应立足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引，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结合现代性和世界性的价值内核创新话语体系，为解决好中国问题和人类世界共同难题提供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