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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XX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深刻阐述，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本质要求和主要特色，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深入开展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崭新理论视角。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现代化呈现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优化社区协商机制，健全法治保障体系，强化技术支撑的理论内涵。

一、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坚持党的领导

（一）党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力，主要体现为能够培育社区治理的骨干力量。社区治理活动主要依靠骨干人员和得力组织开展，以区域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一方面，党员干部发挥出了龙头带动作用。千秋伟业，关键在人，抽象的领导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党员干部的具体行动上。在重大突发事项防控中，基层党员干部下沉社区，补充了社区一线防控力量，扎实推动了各项国家政策在社区的落实。另一方面，通过发挥党建引领项目的作用，能有效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形成党建服务项目带动社区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同时，基层党组织还能够在提升自身能力的基础上，帮助扶持其他社区组织的发展，使其在中国式现代化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党在社区资源中的整合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有效整合社区社会资源。社区中的社会资源存在于居民日常生活的沟通与交流中，是居民、家庭和社区长期积累的可持续化资源，能够成为社区居民信息交流、自救互救、恢复共建的情感基础。党组织的领导能够强化居民融入社区网络理念并通过各种社会网络实现低成本解决问题的优势。营造协同合作的社区网络，能够提高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行动力，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整合社区多元资源，形成强大社会力量。党组织的领导力能帮助社区吸纳整合多重治理资源，实现居民个体和社区集体间的双赢，提高基层社区治理能力。

（三）党在社区治理中的动员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在很大程度上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推动社区自治。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是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就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社区治理。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一方面能够引领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民主选举、社会组织孵化、重大突发事件防控等社区事务。居民的主动参与能够帮助基层政权组织的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完成职能转变，使社区更加灵活高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居民政治意识，强化居民使命担当，使党的政策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和居民认同，激发居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进而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二、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满足居民需求

（一）回应社区居民的整体性需求

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建设治理成果由全体居民共享的社区共同体，以回应居民需求为目标。居民的整体性需求并不是单纯指普遍性需求，而是指在满足居民普遍性需求的前提下，又能满足居民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社区需求。在推进现代化社区治理进程中，成果由全体居民共享是其价值归属，无论从哪个维度出发，结果都必须落在“共享”上，才能回应社区居民的整体性需求，确保全体居民共享社区治理现代化成果，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性需求

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需要通过创新社区治理手段，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多样需求，进而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国社区居民总体基数大，并且社区居民基础条件不同，个体差异性较大，社区居民需求具有个性化和多样化特点，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传统模式已不再适应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性需求，需要加以改进和创新。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以居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社区治理活动必将围绕社区居民多样性需求而展开。居民需求既包括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低层次物质需求，也包括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就是要满足居民的多样性需求。

（三）响应社区居民的精准性需求

由于社区居民的个体信息和需求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复杂性、差异性和个性化特征，社区开展工作时难以把握居民的真实需求并加以满足。因此，居民需求的精准化要求问题识别与目标实现的双重精准。一方面，问题识别的精准化是社区治理的首要环节，社区治理的起点就是找准公共问题所在；另一方面，目标实现的精准化是对社区居民痛点的准确把握，能够从根本上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性需求，将社区居民更紧密地联合起来。

三、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机制：社区协商

（一）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内在逻辑

社区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态之一，是社会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表现。社区协商的出发点是充分实现人民权利，社区积极开展民主协商实践，能够为社会民主建设提供诸多现实经验。在国家开展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社区居民与项目其他主体通过社区协商渠道，积极协商和讨论小区改造中产生的各种具体问题，成效显著。实践表明，越是贴近社区居民生活的民主建设，越能吸引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使民主融入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社区协商给予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治理、直接行使人民权利的机会，让社区居民的事情商量着办，通过理性讨论、共同协商和民主表决等流程实行民主决策，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与基层民主建设的长足发展。

（二）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群体迭出，主要依靠政府行政命令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要求，难以取得真正令人民群众满意的治理效果。社区协商能够推动社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局面形成，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碎片化的需求，是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社区协商是多元主体间协调沟通的过程，能够适应日益繁杂的社区公共事务的需要。在沟通协调的过程中，完善社区事务公开制度，拓展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渠道，有利于人民群众加深对公共事务的认知和理解，达成广泛共识，减少来自各方的阻力，确保取得预期管理成效，并为以后解决同类型公共事务提供借鉴和参考。

（三）化解基层社区矛盾的有力法宝

社区作为公共空间，承载着内部各利益主体的矛盾，是各类社会公共问题的汇集处。从宏观层面来看，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需要尽早尽快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社区，防微杜渐。从微观层面来看，切实提高社区党组织治理能力，能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在提升社区自我调节能力基础上，维持社区多元主体利益之间平衡，实现社区居民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一些地方通过社区协商的方式，解决了电梯加装、环境保洁、小区停车等和社区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难题。习XX总书记强调：“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社区协商能够增强社区党组织协商的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居民整体素养，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提供有效途径。

四、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保障：依法治理

（一）社区治理内涵丰富的正式制度

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的正式制度是指具有法律效应的规章制度，包括社区居民生活中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些基本民事权利。面对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法律明确规定政府在管理社区方面的作用和责任。现代化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现代居民对其归属社区的集体意识越来越弱，居民更多关注的是个体所拥有的利益和自由，需要通过法律明确居民主体间行为的边界。社区治理需要寻求专业社会力量的帮助，邀请法院工作人员、律师等进社区普法，通过反复宣讲《民法典》中物权法等相关内容，帮助居民树立法律思维和底线原则，提高居民法律意识，充分发挥正式制度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只有不断修改完善有关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将社区治理的各领域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才能建设成有法可依的现代化社区。

（二）社区治理内涵多元化的非正式制度

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是指要以相应道德习俗为评判依据的“软法”。社区居民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社区价值观念、社区文化认同感等非正式制度规范，内容广泛。这些社区的非正式制度成为社区居民共有的行为规范。作为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软法”在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中存在的非正式制度，虽然具有自发性、分散性以及非强制性等特征，但一旦形成对社区居民同样具有共同规范的强制力和伦理道德约束力。例如家风作为社区非制度化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中华民族所崇尚的价值理念和为人处事的智慧，可以为实现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注入历史文化力量。

五、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支撑：技术应用

（一）更新技术治理理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社区层面，为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则需要建设一支素养高、本领强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传统“老群干”亟须向“新群干”转变，从而提升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水平，完成中国式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变。实践层面，需要将大量社区干部由“社区管家”“小巷总理”培养成“社区专家”“社会活动家”，为社区治理和社区民主提供稳定的、结构化的技术支撑。

（二）挖掘本土治理技术

传统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很难适应社区居民多元化、多样化的利益诉求。社区工作“多”“杂”“繁”，往往让人焦头烂额、无从下手。而大多数社会治理技术都是“舶来品”，且既有社会技术培训机构缺乏对我国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的积淀和经验，致使社会治理技术落地乏力，在社区治理和服务过程中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现象，社区治理和服务效果自然很难达到理想状态。为此，必须推进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和实践，提升社会治理技术的操作性、可行性研究，挖掘本土社会治理技术，有效回应中国社区治理现实问题。

（三）创新治理技术发展

为有效应对社区纷繁复杂的变化形式和利益多元化趋向，社区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素养和能力，以适应和谐社区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技术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为了培育社区公民、构建公民社区，以更好地回应中国社区治理面临的诸多困境。居民不再是被动者、旁观者和享受者，而是社区公共事务的主动者、参与者和行动者。社区治理技术的价值追求，就是要从基层社会出发，从基层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出发，服务基层社会，向普通居民放权，赋予其表达权、讨论权、决策权、行动权和管理权，以共建共治共享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