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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新时代以来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共识度较高以及使用频率较高的政治术语之一，但由于学界对其探讨尚不充分，使其成为一个“被使用”远胜于“被理解”的政治术语。这也就引出了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当我们在谈论制度优势问题时，究竟在谈论什么？而“谈论什么”从根本上要求阐释好“是什么”的问题。因而，全方位、深层次探究“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内涵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一词的使用考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早期中共领导人虽未直接使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一词，但通过革命实践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肯定。具体来说：一是通过学习借鉴苏维埃制度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通过明确革命前途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是通过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封建制度的对比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文献中，“制度优越性”和“制度优势”往往被共同使用，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使用“优越性”一词来论述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分别使用“优越性”“优势”“好”等词语来分析社会主义制度。显然，“优越性”“优势”“好”等词语在肯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方面发挥了同样的功能。新时代以来，“优越性”与“优势”词语仍然在被使用，但随着习XX先后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就“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出“四个主要优势”、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13个显著优势”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便成为一个共识概念。从语义上来讲，“优越性”与“优势”基本一致，但从具体用法上来讲，“优越性”更强调从形态层面来理解制度，而“优势”更强调从效能层面来理解制度，这不仅拓展了制度优势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价值。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内涵界定。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学界或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一概念直接拿来使用，或者从“中国特色”“治理效能”“比较优势”“影响效力”等宏观层面来阐述制度优势，致使概念界定问题不尽如人意。可以说，既有研究已经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内涵指明了方向，但亟须对其进行较为系统、深刻的阐释。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术语使用、当前学界相关概念的考察及其内涵、外延的分析，可将其概念界定如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活动中形成而又经过实践检验的一种内在优势与比较优势，是制度理念、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运行等各个环节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文化基因、制度遗产、文明成果等多种优势元素重组配置的产物，是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形象提升的制度表达，集中体现了理论优势、价值优势和实践优势的内在统一，体现了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本质

1.认识方法视域：制度优势是一个相对范畴概念。从认识方法视域来看，制度优势是一个相对范畴概念。相对范畴即要求通过比较来理解制度优势，而比较大致可分为同质形态比较与异质形态比较两种方式。一方面，可以在同其他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中理解中国制度优势。一是将中国制度与苏联制度模式进行比较。中国与苏联都选择了本身具有优越性与先进性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苏联在践行社会主义制度期间也出现过短暂的兴盛期，但为何苏联解体了而中国稳定崛起了，这被国内国际学者称为值得深入探索的世界“历史之谜”。二者的对比有力说明，制度本身的优势并不等同于制度模式的优势。也就是说，制度优势的背后，其实还有执政党这一影响因素。二是将中国制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模式进行比较。虽然，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同为践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但由于历史背景、国情、文化等因素不同，中国的发展要远远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都是社会主义，因而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在话语上是相通的，中国的经验必然可以被借鉴参考。另一方面，可以在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中理解中国制度优势。一是将中国制度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具体可依据生产力标准、政治有序标准、社会稳定标准、公平正义标准、共同富裕标准、民主标准、效率标准、世界贡献标准等指标来对比两种制度。通过比较可知，中国制度在以上标准都体现出了比较优势，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以上标准中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可以说，中国制度在崛起，西方制度在衰落，这是一个事实。正如萨拉·弗朗德斯等所说，“中国抗击病毒的成功与美国抗击病毒的失败，表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二是将中国制度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秦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既不彻底改造资本主义，也不彻底实行社会主义”。即是说，民主社会主义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但又坚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竭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其虽然缓和了阶级矛盾，但也面临财政负担过重、生产力水平下降、失业率高等现实困境。所以，针对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长期共存，我们党需要不断完善制度体系，保持制度的竞争性优势。

2.制度本体视域：制度优势是一个结构范畴概念。从制度本体视域来看，制度优势是一个结构范畴概念。即是说，理解制度优势概念，不能就“优势”而谈“优势”，还必须关注制度本身。这是因为，制度优势中的“制度”本身是一个体系，无论加不加“体系”二字，都是如此，这就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其优势。一方面，制度体系决定了制度的结构优势。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权威论述，制度体系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层级构成，其中根本制度为第一层级，在制度体系中起着根本性作用；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第二层级，在制度体系中起着支撑作用；具体制度为第三层级，是最具体、最直接、操作性最强的制度。分析各层级制度，旨在说明中国特色社会制度体系是一个相互配套、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不仅制度的数量在增加，层次在逐渐增多，而且制度质量也在不断提高，结构日趋稳固和优化。另一方面，制度体系决定了制度的复合优势。“13个显著优势”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整体。具体来说：一是从主体来看，“13个显著优势”依次强调了政党优势、国家优势、民族优势、社会优势、人才优势等方面；二是从领域来看，“13个显著优势”全方位覆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三是从结构框架来看，“13个显著优势”可分为统领性优势、效能优势、民族优势、总布局优势、动能优势、保障优势六个部分。简言之，制度优势并不是指某一层级或某一领域的具体优势，而是指整体意义上的综合优势。

3.价值理念视域：制度优势是一个价值范畴概念。从价值理念视域来看，制度优势是一个价值范畴概念。价值范畴，即指制度的理念问题或价值问题，也可以说是制度的正当性问题。当我们说中国制度具有优势时，实际上涵盖了“人民至上”价值取向，其初衷在于保障“人民权利、人民权力与人的发展”的实现。首先，“人民至上”价值体现为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将“人民权利”放在首位，致力于使全体中国人民真正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人民权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这体现了我国制度在应对硬任务、硬骨头中的显著优势。其次，“人民至上”价值体现为保障“人民权力”的实现。在我国，人民权力体现为：人民是权力主体且人民权力至上，人民是价值主体且人民利益至上，人民是实践主体且依靠人民至上，人民是评判主体且人民标准至上。再次，“人民至上”价值体现为保障“人的发展”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是目的”上是高度一致的，都以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为根本目的。可以说，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这是我国制度建设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与逻辑主线。

4.内在认同视域：制度优势是一个精神范畴概念。从内在认同视域来看，制度优势是一个精神范畴概念。“制度精神”虽不是学界高频率使用的术语，但却是一个历来被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始终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方面，制度精神是制度优势凸显的内在支撑。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制度精神在于道德观念，那么，现代的制度精神则在于民主、公平、正义观念。即是说，制度的运行依赖于制度精神，而人们对制度精神的认识程度直接决定着制度的实践效果。当我们说中国制度具有优势时，实际上已经肯定了制度精神的存在。另一方面，制度精神是制度优势更好转化的内在前提。由于制度精神以推进制度的良好运行为目的，其价值功能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制度精神有助于凝聚人民群众力量。究其原因在于制度精神中的“精神”所蕴含的制度理念、民族精神、人民立场是符合人的需要的价值体系，是能够将个体意识凝聚为集体意识的精神力量。其二，制度精神有助于为实践活动指明方向。由于人除了有普遍利益需求外，还有个人特殊的利益需求，这就需要发挥制度精神的作用，对符合人民普遍利益的行为从精神获得感上给予激励和支持，而对于不符合人民普遍利益的行为，则需要制度精神给予暗示和引导。其三，制度精神有助于促使人的行为常态化。有什么样的制度实践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制度精神与之相适应，而初步形成的制度观念会在实践中被不断重复和强化，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使人们在制度的框架内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特征

1.生成过程：渐进性和稳定性相统一。制度优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制度的完善发展中逐步凸显出来的，所以“渐进性”和“稳定性”是其首要特征。一方面，制度优势具有渐进性。“渐进”，即循序渐进之意。用“渐进”一词来概括制度优势的生成过程，可以说极为贴切。这就需要用一个“过程”视域而非“结果”视域来认识制度优势问题。从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与之相适应，制度优势也经历了“从主义优势到效能优势、从潜在优势到显性优势、从应然优势到实然优势”的发展转变。可以说，每一个优势维度的转变都体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式发展，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革命性变迁，而且后一个阶段的优势必定比前一个阶段的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制度优势具有稳定性。“稳定”，即指事物的状态。由于制度本身具有稳定性，而“优势”是“制度”的内在延伸，所以说，制度优势的稳定性取决于制度的稳定性。具体而言，制度优势的稳定性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制度优势的生成具有稳定性。其中“生成”二字，不是指生成的过程，而指生成的结果，可以说，当我们说制度具有优势时，其中的“优势”指已经被实践确证的且十分稳定的制度优势。二是制度优势的运行具有稳定性。其中“运行”二字，指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而“运行稳定”，指制度优势所释放的治理效能是稳定的。简言之，“渐进性”与“稳定性”看似是一对矛盾体，实际上二者是内在统一的。

2.生成方式：内生性和建构性相统一。制度优势的生成虽然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却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对制度的设计和建构，这就决定了其“内生性”和“建构性”特征。一方面，制度优势具有内生性。“内生”，即靠自身发展之意。其一，历史传承是制度优势生成的内在根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不是对中国传统体制的继承发展，但却有中国传统体制的底色。其二，传统文化是制度优势生成的内在基因。即是说，传统文化是中国制度创造中国奇迹的密码。其三，经济社会发展是制度优势生成的内在基础。根据唯物史观，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优势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即制度优势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经济发展又能进一步论证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制度优势具有建构性。“建构”，即靠主体自觉设计、创造之意。其一，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制度优势凸显的前提条件。国家的发展方向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制度基础。其二，吸收借鉴优势元素是制度优势凸显的必要条件。吸收借鉴体现了我们党兼容并蓄的优良品质，以及发挥各种元素叠加优势的能力。其三，改革是制度优势凸显的必备条件。改革的动力源于制度机制的弊端，改革的目的在于完善制度，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简言之，中国制度优势的生成，离不开党的认知能力。

3.运行状态：独立性和结构性相统一。制度优势是由各领域、各层级、各类型制度机制构成的系统优势，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制度机制不仅是一个独立系统，而且还是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制度体系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由此决定了制度优势的“独立性”和“结构性”特征。一方面，制度优势具有独立性。所谓独立性，意味着具体的制度机制在制度体系这个大系统中能够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以及独立运行，换句话说，由于各个制度机制的规范内容、规范对象、规范手段等有很大不同，所以每一个具体的制度机制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以及不可或缺性，而立足于具体的制度机制，也常常被视为理解和分析制度整体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制度优势具有结构性。如果说分析制度优势的独立性，是为了突出每一个具体制度机制的功能与效用，那么强调结构性，则是为了揭示制度机制之间的内在贯通性。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制度体系，所以，其必然是一个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的结构体系，进一步说，只有各个独立的制度机制具有优势，制度的整体优势才能凸显，当各个独立制度机制不具备优势时，整体制度优势的效果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如果某一制度机制优势没有与其相配套制度机制优势的协同，也必然不可能有效发挥其制度优势。

4.生成属性：中国性和世界性相统一。中国制度是扎根于中国土壤而形成的制度体系，其在崛起过程中不仅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且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性”和“世界性”。一方面，制度优势具有中国性。“中国性”是指制度优势在渐进凸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底色和中国特色。“中国性”不同于“中国化”，如果说“中国化”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扎根中国的话，那么，“中国性”则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何以成其所是的中国基因，就二者关系而言，“中国化”的过程产生了“中国性”，而“中国性”又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化”。可以说，中国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被“中国性”因素所影响，无论是领导人的思维，还是人民群众根深蒂固的家国理念，无不浸染着“中国性”底色。另一方面，制度优势具有世界性。“世界性”是指制度优势在渐进凸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从哲学意义上讲，“世界性”与“中国性”互为对应关系。事实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初衷并非为了创造新的制度文明形态，而是为了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问题，但给人类社会带来震撼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其附加值也随之彰显，不仅凸显了制度优势，还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